鹿钟麟属于冯玉祥的亲信，当时冯玉祥刺杀徐树铮就是由鹿钟麟负责具体执行的。
年冯玉样发动北京政变后，当时冯认为此时主持国家大计，非孙中山先生莫属，于是立即发出邀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的通电。
但孙抵京时，政局己发生剧变，段祺瑞、张作霖联合排斥冯玉祥，控制北方局势，“主持大计”已无从谈起。
鹿钟麟作为当事人，回忆了孙先生来北京一些当时不为人知的细节。
冯玉祥是受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影响的一个人，对孙先生一直怀有尊敬和崇拜。
例如：辛亥革命时期,年11月在北方发动滦州起义；护国战争时期，年5月在四川谏迫陈宦脱袁独立；讨伐复辟时期，年7月在廊坊率军入京平乱；护法运动时期,年2月在武穴响应罢兵主和，诸如此类，无一不是受到孙先生的影响和感召。
北京政变后，曹、吴垮台，冯玉祥便派马伯援持亲笔函南下，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孙先生于10月27日电致冯玉祥表示庆贺。
11月8目孙先生电告北上日程和路线，同时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11月13日孙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30余人离开广州转经香港北上。
冯发动北京政变，主要动机是推翻曹、吴，迎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而段棋瑞和张作霖的与冯合作，则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各自另有小算盘，段是为了东山再起，张是为了扩张势力，段和张的企图，都是与孙先生的一贯主张相抵触的，因此，他们的迎请孙先生北上并非本意，只是处于表面应付。
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方的时候，段棋瑞已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张作霖已调出大军强驻关内各地，一个以国家元首自居，一个以拥有实力自恃，他们各自的企图，既都如愿以偿，同意迎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大计的诺言则早已置之九霄云外。
因此，对孙先生到达北方自然不会有何好感。
不过又迫于当时孙先生在全国人民中具有至高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异议，一个采取了数衍，一个采取了冷淡。惟有冯玉祥，对孙先生到达北方感到高兴，无奈北京政变的果实被人侵夺以去，自己处于失势地位，力不从心，有苦说不出，并感到见了孙先生愧不知如何谈起，且易遭别人的猜疑，所以一直没有与孙先生会面，先避居天台山，继移往张家口。
孙先生病逝后，冯每谈及此事，认为是终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年12月4日，孙中山先生抵天津，冯玉祥曾派熊斌前往欢迎，孙先生到津后，因病延至12月31日才到北京。
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的前后，由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负责接待和警卫。
及至孙先生决定了来北京的日期，曾派于右任先至北京，和鹿钟麟磋商孙先生抵京后的警卫事宜，以及孙先生抵北京站时维持秩序的方法，务使欢迎的群众都能瞻仰孙先生。
12月31日，，得悉孙中山先生已登车从天津向北京进发。
这天的北京刮起了凛冽的明风，警卫早早来到了前门车站，张眼一看，数不清的学生，教职员和群众，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执小旗一面，上写“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有两面大标语，一面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面写“北京各团体联合会欢迎孙中山先生”，迎风招展在欢迎的人群里。人山人海，警卫压力大增。担心出事故。
鹿钟麟就立即驱车到永定门车站，考虑孙先生提前在那里下车进城，免得在东车站下车因人多而有所不便。车到永定门车站，鹿钟麟回忆：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急忙登上孙先生乘坐的车厢，当我走进车厢里，使我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孙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侍在他的周围，从孙先生的面容上看，说明了他的健康情况已是很不好了。
我看到孙先生身边放着书，手里还正在拿着书看。他这种坚持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更增加了深切的崇敬心情。孙先生见到我，经过别人介绍，很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这一刹那的情景，使我到40年后的今天还是忆得很清楚，丝毫没有忘怀。
我当时很婉转地向孙先生道及邀他在永定门站下车的意思，孙先生听了之后，很理解我的用心，并一再表示感谢对他的帮助，但是，并没有接受我的要求。孙先生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的，我的抱负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的打算，而辜负了学生和民众的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我听了孙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表示很坚决，我不能打断他的高兴，也就没有再加劝阻，遂照他的意思，随车同到了前门东车站。
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了站，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欢
迎人群就自动的把秩序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
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听到欢迎的人群中挥动着数不清的红绿色三角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
车进站停稳孙先生早已从卧铺上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维护下走下火车，经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着答谢，和学生们民众见了面，谈了话，然后同孙夫人及随行人员分乘汽车多辆，直赴北京饭店体息。
孙中山先生抵京后，首先住在北京饭店，到1月25日因病势忽然转剧，医院，当日下午施行手术，医生确诊为肝癌，表示无有效办法，又于1月28医院移住铁狮子胡同行辕，仍由中西医进行抢救。但因病入膏肓，药石无灵，延至3月12日上午9时30分溘然长逝！
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鹿钟麟每日均有电话向冯报告。此外，冯派他的夫人李德全来北京探视孙先生。
孙先生当即以《三民主义》册，《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册赠冯。冯把这些书籍发给部队作为官兵的必修课。
及孙先生逝世，鹿钟麟即用急电向冯报告。冯获悉噩耗，悲痛异常，立刻回电，大意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当代的伟大人物，不幸逝世，党国遂失领导，伤痛不已，他自己远在张家口，不能亲来吊唁，闻已推选诸员治丧，由李烈钧主持其事，嘱鹿钟麟大力协助，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等事，悉听李命等语。
鹿钟麟因此天天要到孙先生治丧处联系一切。当时，从张家口来北京的朋友们和他谈起说。冯每谈到孙先生之死，就不禁热泪瑟瑟而下。
有许多接近冯的人很诧异地说，冯与孙先生仅仅是神交，并未见过面，怎会感情这样深厚呢？
冯自己也常常是对人们这样表示，他说：“我景仰孙中山先生几乎20年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使往还也有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孙先生见面，这在我心中是一件最遗憾的事，我并不因此稍减我对于孙先生敬爱的深情。我总觉得我自己和孙先生在精神上站在一起，从他的启发和鼓励中，我受到了很大的益处，”后来冯曾对鹿钟麟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使我感激永不能忘怀的，是孙先生看得起我，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死了，我如何不伤痛不落泪呢！”
孙中山先生3月12日病逝行辕，为了保存遗体，医院进行遗体防腐注射，延至15日才举行大殓。
殓后，关于停灵和公祭地点又成为一个极费周折的问题。治丧处主张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即现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停灵，并举行公祭，没想到段则大不以为然，表示只可以在天坛举行。
于右任听到这件事以后，大为震怒，甚至跑到执政府找到段拍桌子大骂。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鹿钟麟独自去见段祺瑞。当走进段的办公室，亲自和段交涉，段说主要怕学生闹事，如果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就可以答应。鹿钟麟说，我保证。事情就谈定了。段表示公祭那天他也要到现场参加。
公祭地点问题解决了，治丧处即对移灵社稷坛公祭和接待段祺瑞亲临致祭和诸事作了安排，李烈钧并亲自撰写了一份答词，准备在段到场致祭时当场宣读。
治丧处决定3月19日移灵这天，从王府井、东长安街，经天安门，直到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沿途人山人海，不下十几万人。
从中午11时开始，每五分钟鸣放一次礼炮，共放了33响，以志哀悼。
在灵柩经过的地方，各界送灵的民众，许多人都争着向前摸一摸孙先生的灵柩，不少人都流着眼泪哀悼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灵柩到达中央公园，停在社稷坛大殿正中，安放妥当后，全体向孙先生灵柩前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又经过一番布置，并经治丧处决定公祭日期，规定3月22日党员公祭，24、25两日各界公祭，每天有许多来自机关团体代表前来致祭，花圈挽联布满了整个灵堂，整个中央公园呈现着庄严肃穆气象。
在段祺瑞表示要亲临致祭孙先生那天，聚集在社稷坛阶前的几千名学生和民众等待段能准时而来，谁料又忽发生变化，段遂临时改变决定托词脚痛，不能亲临现场致祭。
李烈钧在答文中说“死总理能吓退活执政”以讽刺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