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前,杜聿明计划进攻华野,为何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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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蒋介石那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可以算得上是灾年中的灾年。

说实在的,蒋介石在近代中国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位人物,他岀身破落而能跃上国民党总裁的交椅,煞费了多少心计,实在不容易呀。

在“鼠年”这个不吉利的年头,他的命运似乎与老鼠颇为相似,处处都能听到喊打的呼声。

国统区这一年物价失控已成旧闻,一夜之间,米价、煤价、水费、电费竟敢向上滚它一个番。

2月5日,行政院院长张群在接受立法院质询时,不小心说出了大实话:今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至少在30亿元以上。蒋介石见张群被立法院的长老们问得晕头转向,能不气吗?

还好,蒋介石把“戡乱”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给印钞机,他心里明白;这样下去长久不了,但愿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

2月—3月,彭德怀的部队在瓦子街一举歼灭蒋军一个军部加四个整旅。林彪挥军攻克四平城;自己当年最看重的学生——陈赓,则率部队攻克洛阳,把青年军杀得个人仰马翻。

前线吿急,家中多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六大金融机关的全体职员,于8日来个总罢工。

南京数千饥民则满城抢粮;连大街小巷的馒头担、油条摊也一扫而光,蒋介石怒令:“开枪!”

4月,国民党召开行宪的“国民大会”,只见秦淮河畔冠盖云集,玄武湖畔曼舞轻歌,好一派莺嗔燕叱的温馨风光。

总统一职非蒋莫属,因为国民党中,也确实没人能当老蒋的对手。这本该使蒋委员长高兴几天了。

但桂系一伙早有了埋伏,抬出李宗仁这位素有“民主先生”之望的北平行辕主任,争副总统之位。

蒋介石与桂系不和是路人皆知的事,他岂能容身边坐一位“反对派”,先是抬出先总理的公子孙科反对李宗仁,后来,连小蒋也拉起三青团、“太子帮”,充当啦啦队。

可天不作美、人不齐心,投票箱打开,李宗仁终以多票的优势当选!

笑容未绽的蒋总统死活笑不岀来了。于是,就职典礼上发生了当众羞辱李宗仁的“马褂事件”。

原来,蒋介石平生号召发扬中华传统,长袍马褂乃他最欣赏的“晚礼服”。可这次总统就职大典,他却一反常态,先是通知李宗仁“正副总统一律着西装就典”,临就职入典前一天又告诉说改穿军服为宜。

可到了5月20日,二十一响礼炮鸣毕,蒋介石穿一身华丽的长袍马褂缓步登基,与民族精神甚是合拍。

副总统李宗仁却戎装严整,既有杀气腾腾之感,又像是总统的侍卫马弁,两人如此相左,总是摄不到一个镜头之中。

李宗仁见这等小事,蒋介石尚给人措手不及的难堪,自然也动了气。

从此,蒋桂重开战,内部矛盾一发不解。连身为国防部长的桂系头领白崇禧也被蒋介石下放,去武汉当了华中“剿总”的总司令。

用蒋先生的话说,他是“三线作战",一是对付共产党,二要对付城里的“刁民造反”,三还要时时防备桂系那一班“小人”,尽管人们心里,也很少承认他蒋介石是个君子。

到了夏秋,东北战局日见吃紧,我东北野战军八十万部队把48在万蒋军,困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蒋介石不放心卫立煌的才能,对东北的行兵作战事必躬亲。

蒋介石有自己的战略构想,而且也确实有独到之处。在8月的南京军事会议上,他提岀“撤退东北、巩固中原、确保华南"的方针。

本来,如果断然实行,是能保住相当力量的。可致命的是,南京政府财政先溃,若无美援输血,拿什么去打仗?

结果,蒋介石又不敢大张旗鼓地撤兵,恐怕东北丢了美援也减下来。

久拖之中,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蒋介石亲自坐镇北平,四飞沈阳,一会想打,一会儿又想撤。

卫立煌、廖耀湘、范汉杰等被搞得无所适从,眼见着兵越打越少,仗越打越“背气”。

而最令蒋介石失望的,还是山东王耀武坐失济南城。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乘辽沈战役之机,发起济南战役。

济南十万守敌据城顽抗,徐州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奉命北上驰援,蒋介石本来认为,有这30万精兵,就是打不赢,也决丢不了济南。

谁知我军以14万人强攻济南,另以18万人南去打援。敌邱、李两兵团察知粟裕在北面严阵以待,任上峰怎么催骂,就是迟迟不进,会师济南遂成泡影。

济南城破,王耀武被俘,蒋介石在会见美军顾问团长巴大维将军时,边洽谈增加军援边叹息道:“济南失陷,实在出我意料之外!”

蒋介石会见巴大维(出自台湾“国史馆”)

在座的美国朋友也只是陪上几声廉价的苦笑。

蒋介石原定的“巩固中原”之策,由于济南失守而出现了破漏。

山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中原战区的东端门户,南连苏皖,北据华北。失去这一屏障,就等于重镇徐州敞开了前胸,让人岀拳。

徐州,地处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四省交界,乃陇海、津浦两干线的十字框纽,堪称华东军事要冲。

历史上,谁占据了徐州,谁就可向北虎视华北、山东,向南左右江淮河汉。

蒋介石是喜爱读书,也鼓励部下刻苦攻读的人,他对徐州的兵要地理特点当然有较深的了解。

徐州方圆百里是一马平川,向北没有横向的山脉丘陵可据守,而东西两侧的水系也多为北南走向,很难借以阻滞北攻之敌。

蒋介石想,古人反复强调“守江必守淮”,毛主席自幼博览群书,他能忘了古人这些训诫吗?

肯定不会。这场争夺中,共军是攻方,他们的方针已很明显,就是要与蒋军在徐州决战,打赢了共军好渡过长江,动摇我江南根基。

徐州确实守不得。况且,当年霸王败走彭城,历史教训不可不忌呀。

对,要早日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与共军决战!、

蒋介石的算盘打定,本该立即着手撤退。但是,军人们的理智总难免会被纷乱繁杂的因素所干扰。

如果作战双方同读一部兵书,能得岀相同的体会,并以相同的军事行动去对抗,那么世界上的战争不知会简明多少倍!

战争之所以令人眼花缭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战双方“同读不同悟、同悟不同行”。

当然,没有这些复杂现象,战争也会变成一个模样,打得令人乏味。

蒋介石悟岀徐州守不得,但在感情上却舍不得即刻就撤,让岀徐州。他私下对心腹将领透出了这种心情:

“唉,我们就这么不战而转进淮河,势必令徐州生灵涂炭,与政治、外交均极为不利。此事尚应再议一下,以权衡长远了。”

就这么几句话,活活地把时间拖下来了。老蒋历来宣传“读一书可治天下”,“不读书处处走不通”。

可如今大战当前,书也读了,理也通了,却碍于情感迟迟不见诸于行动。

为了徐州的弃守问题,在济南解放后没几天,蒋介石就召参谋总长顾祝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副总司令杜聿明等开会。

蒋介石歪仰在沙发上,脸色铁青,似有一股内火攻心。他看不惯众将当面唯唯喏喏,一上阵就吃败仗的倒霉样子。

诸将一个个正襟危坐,双手压膝,背不后靠。因为,他们知道老蒋心情不好时,连你保持什么姿态也很挑剔。

“邱清泉、李弥还算什么黄埔学生?”蒋介石终于发火了,“王耀武在济南那么坚挺,就是要等邱李去合围共军,结果徐州方面没有一点作为!”

顾祝同望了蒋介石一眼,怯声道:

“这次共军是围济打援,据报攻王耀武的部队反少于阻击邱清泉的部队。共军在豫东打区寿年时也是这种战术,是不是应该让各区部队有所警觉。”

蒋介石点点头,他思考了一会儿,敏锐地感到自己在百忙之中,又忽略了一个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近年来,共军无论战略、战术,均已大为改观。可蒋军要么是学美国人那一套,飞机加大炮,狂轰滥炸;

要么是沿袭当年迸攻江西时的德国战术,死守据点。真是误事呀!

他清了清嗓子,很严肃地说:“国防部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战略战术,防止济南的错误重复。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城市的老战法是要改一改了!”

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对军队实行过多次改革,组建机动兵团便是最新的一招。但他却很难收到好的成效。

几十年来,蒋介石是以鼓励山头、利用派系来巩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这次合并机动兵团,又弄得众将多为不满,貌合神离:杂牌部队一合便被中央军吃掉,而正规的嫡系部队也根本不欢迎土顽部队渗进来。

平时尚且如此,战场上就更不得相见了。蒋介石到了今天,才品尝岀过去的苦果。

“是,校长!”杜聿明挺胸站了起来。

这位黄埔军校的高才生,不愧是蒋军中的精干将领。抗战时他指挥蒋军与日寇打过几个硬仗,颇有名气。

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又看不惯政府中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们,自认为挽救党国要靠自己这样的人。

杜聿明望也不望旁边的总司令刘峙,便直接在蒋介石面前高谈徐州军务大计。似乎,他不是副总司令,而是徐州“剿总”的第一把手。

这里面当然也有蒋介石选将用人的趣闻。

“徐州剿总”是继东北、北平、华中“剿总”之后,于年6月14日成立的。

当时,李宗仁曾建议中原东西各部统由徐州“剿总”管辖,让擅长战略的白崇禧出任总司令,以便统一指挥,与共军争夺中原。

这样,徐州剿总的范围,西达西北、东抵滨海,凭借陇海、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干线构成交通网系,指挥、通信和控制都极为便利。

更关键的是,这与我们党努力加强中原军区领导的招数所见略同,不失为一个高见。

但蒋介石却另有一副算盘,他不放心白崇禧去把握这万大军,陈诚、顾祝同等人也极力反对,结果硬是把中原分为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两个战区,委任只有资历而缺少能力的刘峙当了徐州的总司令。

刘峙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北伐时,他和顾祝同各领一个师,上面要求撤退,顾祝同遵命而行,刘峙却继续向前,打下了重镇蚌埠,因而有了福将之名。

抗战时,刘峙任蒋军河北防线总指挥,未见日军便不战而逃,从保定3天跑到石家庄,毛主席曾笑他患了“恐日症”。

徐州“剿总”集中了蒋军精华——30万美械机动兵团,让刘峙来指挥,自然免不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将领私下抱怨老蒋失策说:

“徐州乃南京的大门,当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猪不是明摆着大门守不住吗。”

新上任不久的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到这些笑谈,还颇显为难地解释说:

“徐州剿总的人选,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但蒋铭三夜嫖日赌,不理公务,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

选一战区长官,就这么个标准,蒋介石也认为太将就。他为了说服众议,只好根据刘峙肥头大耳之貌,笑着说:

“经扶忠实老诚,资历深厚,让有福相的福将坐镇徐州,有什么不好?至于军务,配一少壮得力的副手管起来,定能有所成就。”

就这样,刘峙走马上任了。杜聿明也因为是黄埔一期岀身,现任兵团司令,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等,符合徐州“剿总”副手的三条件,而掌管着作战指挥大权,当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

杜聿明宏篇大论的中心,是集中徐州、郑州一线的70万蒋军,乘华东共军与中原共军尚未会合之机,先发制人,向山东反击,以击破华野。

即使不能歼灭敌主力,也可收复失地,振奋舆论、激励士气。

万一中原战势有变,蒋军业已完成调配,进退都较消极固守要主动得多。

蒋介石听后颇感兴趣,他恢复了信心,宽厚地征求顾祝同和刘峙的意见。

顾祝同完全看老蒋的眼色行事,刘峙却迟迟不愿表态。蒋介石本来也不指望刘峙出什么主意,便不耐厌地追问一句:

“这个计划,光亭不提,难道要送到武汉找白崇禧去提?这样吧,光亭回去四五天之内作出具体方案,9月底送到南京,10月中旬要有所动作。”

几日之中,杜聿明挑灯夜战,拟定岀《对山东共军进攻计划》草案。

但刘峙一到徐州,便醋劲大发,拉着“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对此案连打横炮。一会儿说原则同意,细节再研究。一会儿又喊动用兵力太多,影响徐州守卫,一旦有失,危及南京等等。实质上是徐州“剿总”与前进指挥所互争兵权。

平日因人设施,机构重叠,一遇作战问题就免不了相互扯皮。

杜聿明何许人也,他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又是现住国防部长何应钦的亲嫡爱将。虽然他只是个副总司令,但前进指挥所可全权指挥战区内的一切部队。

因此,杜聿明与刘峙、李树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还是刘峙让了步。

9月30日,杜聿明冲破各种人为的阻拦,携计划赶到南京,晋见顾祝同。

顾祝同作为统筹各战区的军务总管,他已感觉到此时的战局,已江河日下、前途太小,有心否定了。

但他又碍于此事是蒋介石亲口交待的。自己虽为总长,但人事背景比不得当初的陈诚,可以不问老头子独断专行。

而且,蒋介石指挥作战也常撇开参谋总长,把令箭一直伸到兵团、军师、自己也没必要讨个没趣。

10月1日,顾祝同回复杜聿明说;

“光亭,东北共军大举南下,卫老总那边情况不好,总统在北平很久了,总不回来。你这么重大的行动,还是明天去北平请示总统为好。”

第二天,杜聿明飞抵北平,当晚在东城圆恩寺官邸见到蒋介石。蒋介石一心想着东北的战事,似对山东反攻应顾不暇,半天也没讲岀什么,只讲“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10月3月上午,蒋介石显得非常疲倦地对杜聿明说,他已批示“此案可行”,回去找顾总长核办。

等杜聿明再回到南京,已是5天时间过去。

若无战事,这5天时间大可从容不迫,但到处都在打仗,转来转去的浪费时间将意味着什么呢?

顾祝同在南京虽见了蒋介石的批示,仍踌躇不决,一再问杜聿明究竟有多少把握?杜聿明答道;

“我考虑,这个计划关键在于,华中是否能把刘伯承牵制住,如行的话,我们徐州方面打华东共军各纵队,是有胜算有把握的。”

“那万一白健生牵制不住,刘伯承窜过来又怎么办?”

“我们稳扎稳打,集中主力作环形态势,使共军吃不掉我们。敌主动撤退,我也不轻易深入。只有等共军主力被击破后,才考虑大步北进收复失地。”

“这期间万一刘伯承窜来,我立即在北面阻击华野共军,以主力回头会合华中剿总的部队,先打刘伯承后打粟裕。”

“这样就好”。顾祝同听到这里,也感到杜聿明的计划还算周全。

不过,白崇禧能否积极配合,他还拿不准,便又补充一句:“等我与华中方面商量一下你再行动。”

次日,白崇禧也表示,同意杜聿明的方案,并保证将在中原地区对刘伯承部有所行动,积极配合徐州的进攻。

杜聿明奔走6日后回到徐州,召集所辖的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第13兵团司令李弥和第16兵团司令孙元等来徐州开会,商讨具体的进攻事宜,会上宣布:10月15日向山东出击!

杜聿明的计划一旦实行,仗就可能首先在山东境内打响,结局如何人们难也以先知,只可惜杜聿明是个战役指挥官,小算算打得再妙,也难免受掣于全局。

10月15日清晨,杜聿明身穿美式军服,正准备登车去指挥所,去实施进攻山东的计划。

蒋介石忽然从南京打来电话,要杜聿明先不要去执行攻击任务,而速往徐州机场等待,随蒋介石一同去东北督査战争,其它军务交刘峙办理。

老头子军令如山,只好随从前往,杜聿明仰天长叹,“再也没有机会反攻了!”

而刘峙从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山东,杜聿明一走他如愿以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早把计划、方案丢到大海里去了。

杜聿明的战役计划就这么流产了,战争中许多偶然无情地改变着必然!

此时,美国顾问们也看透了蒋介石的本事,他们指手划脚地评论:国民党的一切都停留在空谈中,即使像杜聿明这样不甘寂寞的人作岀了计划,也是一拖再拖,直至变化打乱了计划为止。以大批军援物资装备这么低能的军队,实在很不高明。

杜聿明走后,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望着各处送来的“匪情谍报”,不知应该怎么处置,而且根本也不想处置。

何应钦此时满脑子是蒋先生给他瞥来的白眼儿,他简直委屈得要发疯!

是啊,华东一再报告共军日夜调动,可他老蒋坐在北平硬是不动窝,别人稍有过问,便发一通无名火,惹得众人不快。

到此危难关头,他还是四下猜疑,除了陈诚、蒋经国几乎无人信得过,这算什么帅才!

徐州刘峙根本主持不了战事,还是白健生精明呀,他抬起屁股一走了之,看来当初不请白崇禧出来主持华东、中原,是一个失策!

说来也怪,何应钦本是蒋介石的嫡系,是拥蒋反桂的积极分子,曾对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东、中原执否定态度,现在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对此,恐怕连何部长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自从何应钦5月份长国防部以后,那位对蒋介石抱有成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多次建议要让军人们自主地去打仗。

司徒雷登具体建议是:改变蒋介石亲自指挥军队作战的一贯作法,由何应钦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组成“联合指挥部”,共同指挥各战区作战。

美国朋友也许是好意,想解决南京政府的危局,不料却引得蒋介石醋劲大发。

司徒雷登先生尽管是个“中国通”,但中国特色毕竟还是缺乏不少。殊不知,在中国“有兵才有权,有权才有一切”,官军一体乃长年老道。在国民党里,作寡头县长、省长、委员长,那等于自杀!

司徒雷登

当年,陈诚的泰山大人谭延闿,在湖南若不兼着湘军总司令,就宁可辞去空头省长不作,成为在中国会当官的高明之士。

让总统作军队的名义统帅,这在美国或许干得过,可在南京政府里是万万行不通的。

结果呢,华盛顿的司徒雷登是否出于“公心”,鬼才知道。反正事情没办成,倒给何应钦惹了一身臊。

蒋介石心中盘算,刚刚挤走了一个姓白的,美国佬又收买了姓何的,真是拆房拆到我锅台上来了!

老蒋一气之下,几次国防部的作战会议,均把国防部何部长拒之门外。

何应钦看出老蒋吃醋犯了疑,却不知如何解释是好,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到后来,何应钦也干脆破罐子破摔,在华东军务上有意拉起桂系的白崇禧来。

10月22日,何应钦根据我华野主力南下,中野主力东移等情报,认为共军可能要先克郑州,然后两股合一攻打徐州。

他提议蒋军应迅速放弃陇海线西面各大城市,集中兵力退守淮河,届时华中、徐州两总部所辖部队均应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与共军决战徐淮!

“何案”于次日送北平面呈蒋介石,临行前顾祝同担心老蒋发怒,事情办不成反弄得里外不是人,再三对送方案的人申明:

“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徐蚌会战一结束,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然按总统当初的要求,分区负责。”

第三天,蒋介石看过此案,他那对华东战事进退维谷的困惑心境,忽而开了一线天缝。他想到,徐州真是曹孟德的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不战而让出徐州是担国人、友人耻笑的事,我岀面下令影响更大。

这回好了,有白健生出面去撤退徐州,去淮河会战,打好了对大家有利,打不好是你桂系无能,美国人不是看得上桂系吗?让你们岀面办更妙不过了。

蒋介石当场批准了“何案”,并一反常态地表示:不要叫暂时指挥,就让白健生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老蒋的大度正是其奸雄所在。他早已看出徐蚌会战靠刘峙指挥不行,徐州的兵团现对付山东的共军已感吃力,如刘伯承东出,那就非调武汉的兵力不可。而要调华中“剿总”的部队,也非拉住白崇禧不可。

东北这里忙得蒋介石不可开交,现在给白崇禧这样爱戴高帽的人多一顶乌纱,又有什么可顾及的?

蒋介石想到,当年韩信请命作齐王,刘邦被人桌下踩了重重的一脚,才改口应允。而事后不还是他刘家的天下!

现在说个“暂时”二字,让白崇禧留个意马猿心,那有什么益处?尽管你们这些人都是暂时当这个总司令,但话可不能这么说哟。

10月24日,何应钦电告白崇禧,总统已决定由白总司令统一指挥华中、华东全部军队。

这是把蒋军最后精锐都交给了白崇禧,你说他白崇禧能不受宠若惊吗?六天以后,白崇禧欣然应允,风满面地由汉口飞抵南京,大摇大摆地步入国防部。

当年那一伙逼白下放的人,呼啦啦地围了上来,争着与白崇禧套近乎,以挽回面子。

何应钦、顾祝同大呼“健生兄”,你一言我一语,俱称白崇禧是当代诸葛亮,肯定能收拾残局。

白崇福表面谦逊几句,然后一扬手与大家走进会议室,研讨起退守淮河设防,准备徐蚌决战的计划来。这次会议中基本形成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是留1—2个军坚守徐州,其余主力集中于徐蚌铁路两侧,华中主力兵团向东至周口地区作机动,随时投入徐蚌会战;

第二方案是,即刻把徐州主力全部撤到淮河南岸,重新构筑防御工事,依据河川进行坚守决战。

白崇禧认为,第二方案虽可借地利,但部队调动太大,费时费力,又失去津浦、陇海两大交通线,对决战运输勤务不利。故应先取第一方案,然后缓步过渡到第二方案。

白崇禧当时还满口答应,华中的黄维兵团将迅速东岀到安徽的太和、阜阳,桂系主力张淦兵团将随在黄维兵团之后东进。

看来,这位白总司令要在华东大干一场了。

此时,徐州“剿总”的杜聿明虽然还在葫芦岛未归,但众将官都知道,当年的昆仑关会战、四平街血战,白崇禧与杜聿明合作得很出色,此次同舟想也定能共济。

谁想到,一夜之间,煮熟了的鸭子居然会飞了。

南京,大悲巷雍园一号官邸,灯火通明,白崇禧返回住宅休息,身边拥绕着众幕僚,门前院后车水马龙,众客盈门,好不热闹。

虽已是晚秋时节,但白健生心中仍充满了得意的春风,心醉陶陶。此时此景,与当初被挤岀南京国防部相比,反差太大了,可谓今非昔比,我“小诸葛”又回来了!

晩饭后,白崇禧给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打去电话。黄氏乃桂系仅次于李宗仁的二号人物,正逗留于上海。电话要通,黄绍弘听到白崇禧已回到南京,颇感不安。

黄绍竑

第二天凌晨,黄绍竑赶到白公馆,一见面就质问:“健生,听说这次你是打算去蚌埠指挥喽?”

白崇禧颇为自信地点点头:“不是我的打算,是蒋介石、何应钦请我回来的。”

黄绍竑摇了摇头:“他们怎么会无故请你?我看一不如说是共产党把你请回来的。你打赢徐蚌会战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好吧,就算是打赢了,对你健生兄又有多少前程?”

“黄埔系、CC系、政学系、太子系,见利都像乌眼鸡一样,胜了也轮不到我们桂系坐庄。”

白祟禧昨天那得意忘形,被黄绍竑泼了一盆冷水后,早飞到爪哇国去了:“这么说,徐蚌会战胜败都没有我们什么好处,那我倒轻松了,只要听天由命就行了。”

“不,事在人为,最近,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将军建议,让蒋退休,由德邻岀来主持全局。但蒋介石不再栽个大跟头,怎么肯退?所以,你现在最好不要接徐州这边的军务,给刘峙一个面子,让他们去打。胜了是他刘老总的福份,败了由他去钻套子。”

司徒雷登与李宗仁

“即便是胜了,蒋介石的部队也会十伤八九。你脱开这个干系,在华中保存力量,到时候正好顺水推舟,倒蒋扶李。”

白崇禧对黄绍竑的分析敬佩不已,特别是听说美国人与李宗仁的幕后活动,深感昨天个人言行过于冒实,当即改变决心,打算再来个一辞了之。

第二天上午10时,国防部再次开会,研究徐蚌会战的进一步计划。白崇禧当场发难,说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阵前易帅,乃兵家大忌。

而且华中军情近来也甚为急迫,故不能同时指挥徐州的部队了。张淦兵团在目前形势下,也不宜随黄维兵团东进。

这使会场上的诸将颇感突然。何应钦不明其故,私下力劝白崇禧留下指挥。白崇禧却拿起架子来,悻悻地说:

“5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部队,那时蒋公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又想重新部署兵力,恐怕来不及了,我万不敢从命。”

结果,会上制定什么作战计划,白崇禧一概点头赞许,持一副“壁上观”的态度。会议一完,白崇禧即飞回汉口。

当蒋介石再去电催促敦请白崇禧到蚌埠指挥时,白崇禧洋洋洒洒地复电以谢绝。

蒋介石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也不再强其所难。但蒋介石知道刘峙难以主持徐蚌会战,便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徐州调整部署。

徐州“剿总”那里也已听到了有关易帅的动议和白崇禧的岀尔反尔,一个个气闷了数日。

徐州仗还没打、兵还未发,阵前阵后早已乱了营,散了心。这树藤盘根错节,若能结出个好果子来,那才是怪事呢。

蒋介石请不来白崇禧,又想到了杜聿明,这位还在葫芦岛等船的副总司令,蒋介石还是很欣赏的。

虽然他是何应钦的人,但用人之际也顾不了那么许多,再说还有其它的牵制手段,怕他什么?

想到这,蒋介石挥毫速书一亲笔信,差人送往葫芦岛。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大会战,如今要让一中将岀来执牛耳,真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味道。

杜聿明在一片海腥味中,读到“如果吾弟同意国防部拟案,请即到蚌埠指挥”,心中不禁一颤。

杜聿明对蒋校长尽管毕恭毕敬,但也是深知其人,校长不到燃眉之急,决不会对学生称兄道弟地征求意见。

而此去徐蚌,不是指挥部队向北进攻,而是组织一次几十万军民的大撤退。

部队能否从徐州撤岀来暂且不论,单是这撤退本身,在国人眼里便不是好事!

他蒋介石虽然主张“守江必守淮”,但却迟迟不作退出徐州的行动,还不是计较什么“过早放弃城市,生灵涂炭呀,国际舆论影响呀,民心归依呀。”

大家都怕背上放弃徐州的罪名,难道我杜聿明就该岀头吗?

几个月来,杜聿明亲眼目睹了华东和东北两个战区的战况,昔日的盛气消了不少,他开始给个人留后路了。

杜聿明对来人讲,国防部拟定的会战计划他“基本同意”,但各兵团的任务和行动还要进一步明确,太笼统则无法执行,等于没有计划。

撤出徐州重镇时,部队要分批掩护,行动必须迅速,否则就可能被共军追击。杜聿明想了想,又复了信给蒋介石:

校长:

我完全同意集中主力于蚌埠与共军决战。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我即去蚌埠部署。先请刘总司令按计划迅速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光亭11月3日呈。

以当时整个军情的性质来看,徐蚌会战的部署,无论如何要重于葫芦岛撤兵,杜聿明本应立即南去赴职。

可惜,他怕担责任,把大事推开,想等刘峙把徐州的部队撤到蚌埠后,他杜聿明再去指挥作战。

个人小算盘真打到了家。殊不知聪明反为聪明误,算来算去,也可能把倒霉事摊到自己账上。

11月5日,徐州“剿总”司令部召集军以上将领会议,研讨徐蚌会战部署。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会议,他环视一周,神气十足地打着官腔:

“此次徐蚌会战,总统亲自挂帅,由我直接指挥华东、中原各部队。望诸位同心协力,扶持国家。下面,请各司令官谈谈当面情况。”

“我的正面至少有华东共军的五个纵队,”骄横的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拉开嗓门大喊大叫起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到成武,究竟是打是走?上峰要赶快下命令!”

杂牌军出身的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不屑一顾地斜了邱清泉一眼,他根本不相信邱清泉的话,深知邱是瞎乱咋呼。

在睢杞战役,济南战役中,邱兵团保存实力的恶劣作风,黄百韬至今耿耿于怀,他气冲冲地冒岀一炮:

“老实说,共军主力根本不在徐州以西,而在徐州的东面。现在,我已发现共军主力在郯城以北调动频繁,弄不好陈毅都来了,共军很可能要首先进攻我的兵团!”

还真让黄百韬说对了,我华野司令部此时正设在郯城以北。

“好了,好了!”第13兵团司令李弥不耐烦地打起岔来,“不论共军主力在哪里,目前部队这么一线排列,态势十分不利,应该快作调整呀。”

会上争来吵去,总算拿出个主意。顾祝同在小结时拍板下令,各兵团和绥靖区部队,即日向徐州、蚌埠两点集中,撤至津浦路徐蚌段两侧作攻势防御。

东面海州的第9绥靖区首先向徐州撤退,然后各兵团依次撤向徐州。

顾祝同下达命令时,虽然声色俱厉,底气颇足。但这一方案却不能不说是个败军之案。

几十万大军由横长防线,改为纵长部署,摆在二百公里的铁路两侧。这是既无险可守,也没有坚固的既设阵地,势必使部队鼠头蛇尾、被动挨打。

“鼠年”布下此阵,也不能全怪顾总长无能。

会后,各部队分头转入部署。而最感形势紧迫,日夜心惊肉跳的,还要数没有参加徐州会议的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

李延年指挥一个军及两个保安旅驻守在海州,这是徐州东面约公里的濒海地区,枪炮一响,他决不会“黄金万两”,而只能望洋兴叹。

几天来,北面的情况日紧一日,李延年焦急地等待着徐州方面的决策。虽然他也在徐州“剿总”挂了最末一个副总司令的头衔,但从来不参加决策。

“一群酒囊饭袋也当上了总司令!要撤就快下决心,要守就给我调部队来。这么耗下去,共军不杀你们的头,老头子也饶不了你们!”李延年愤怒地说。

三天前,刘峙曾说要派第军来增援海州,可昨天刘峙又电吿李延年,说什么第军另有任务,划归黄百韬兵团指挥。

想到这些,李延年的气更不打一处来,吃晚饭时他当着总统府李高参的面,便发起牢骚来:

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

“如此举棋不定,必是亡国之征!”

面对一桌子山珍海味,李延年毫无胃口,胡乱吃了几口便推盘罢宴了。李高参见此情景,也不好再狼吞虎咽。

“报告!”副官诡密地走进内室,看了李高参一眼,便对李延年耳语道:

“唐经理要见您,说是有要事与司令商量。

“尽凑热闹,他又有什么事?”李延年对这些官商简直烦透了,他挥挥手“让他进来吧。

原来,李司令平素嗜好大烟,而新浦盐号的唐经理虽是官商,即也有此类服务项目,为李延年在那里包了雅座。

姓唐的一进客厅,便伸手抱拳,满脸堆笑地说:

“李司令,刘老总(刘峙)来电要我随您一道回徐州。”

“什么?”李延年大吃一惊,“谁说我要回徐州,你从哪儿知道的?”

“是刘老总告诉我的,不要海州了。”这位唐经理又是刘峙作海盐生意的经纪人,他料理着刘峙在黄海滩上经营的万贯家私。

李延年听到这些,一股失情的嫉火直冲天灵盖,他回过头来对南京的高参说:

“看见了吧,刘经扶看钱财比军队的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军事机密我们还不知道,早已透露给经理先生,这仗不败何待!”

结果,一直到午夜12时50分,李延年才接到刘峙关于放弃海州、连云港的电令。害得李延年打着哈欠,召集军师长和也方的官员们部署撤退。

11月6日一早,徐海公路上,正规部队、散兵游勇、保安队、县党部、商民妇孺争相夺路,大道两边累躺下的、饿爬下的,比比皆是,好一派“食尽鸟出林”的景象。

也就在此刻,我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加上各地方军区部队,共40万大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淮海地区,拉开了决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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